我特想严肃认真，不苟言笑，让人家说我酷。我上大学学的是统计，从化肥种子农药子到炸好的麻花团子端上桌来，投入多少，产出几何，计划得清清楚楚，执行得滴水不漏，数字化生存。
但我第一天上班，办公室的大姐问：你带瓶子了吗？今天分香油。
于是我大觉悟了，生活中哪那么多数字化生活？骗小学生吧。
从此，我立志要化神奇为腐朽。
正想着，来了个数字：中国证券市场10年了。谈了一圈人，看了一箱书，想出点新意思。
想那高西庆10年前从美国华尔街杀奔回国，一口美式英语，满脑子美国法律（小布什和戈尔的争斗这回可让美国法官着了回大急），然后顽强地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，好比是宣传队，好比是播种机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。但结出的果子慢慢串了味儿。这个串味是好是不好？高西庆可以宁折不弯，坚持己见。但高西庆没有，而是到证监会去当了副主席。在连队里，副连长往往是带着敢死队往前冲的角色。早先，高西庆的串味也许还有些被动，后来则是主动的，是心甘情愿的。股市是应该最市场化的，但他想到他家乡陕西的国企的父老乡亲，那么多人困艰着呐，股市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？——市场化是需要时间的。
高西庆非常下功夫的是第四章《兼并收购》，写得非常详细，“前后都能够对得上”。法制局的人说，这一章没什么用，谁也看不懂，中国哪能像西方一样大鱼吃小鱼呀，十年八年都不会有兼并收购的事。高西庆说：只要有市场，有这个温床，就会发生兼并。最后妥协了一下，保留这一章，但删得只剩几条了。“对不上口，我反对。”高说。
《条例》1993年4月底出来了，81条。海外马上就有两种反应。一是说：“中国行啊，居然能出这么个东西！”另一是说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呀，东少一块西少一块，怎么出这么个烂东西！”
高西庆说：“不是应该是什么，而是怎么能够通过。”
《条例》出来半年后，1993年9月，中国第一起兼并收购案宝延风波发生。半夜，证监会秘书长朱利给高西庆打电话，说《条例》无法套用。高当时正在纽约，大笑：“怎么这么快！”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七回）
要想独立自主不让上级管着怎么做？低层次的做法是告真状或者告刁状。让上级走人，至少不敢管咱。王石选择了理想化的方式：股份制有解决产权的功能，上市公司是董事会说了算，于是万科拼了命地上了市。这条路从理论上是行得通的，但谁乐意拼上花样年华讨个说道呢？王石就这么做了。经过16年，万科终于换了大股东，王石终于拜拜了老东家。大家把充满理想的人叫书生。
我（王石）只有硬着头皮就去找李灏求援，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。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。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，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手握一支毛笔，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。听我们倒究苦水，他把笔一搁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，要沉得住气，困难越大，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。”市委书记还暗示：深特发老总有北京的背景。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三回）
凭什么让尉文渊去当上交所的总经理？今天咱一条一条地分析，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。尉太有想法了，也不请示就在文化广场开了股市大棚，在华北制药厂职工股问题上打瞌睡，在讨论T＋0时大放歪辞。尉文渊自己也知道不能总是这么独立自主下去了。
尉文渊知道自己该走人了，但没想到是这么个走法。什么叫在劫难逃——1995年春节后尉文渊出国，本来应该2月28日回国，但惦记革命工作，22日就回来上班了，第二天就赶上327事件，这一劫终于没躲过去。哪怕来些不大有意思的理由，飞机晚点孩子生病崴了脚脖子闹了肚子——但如果有一万个理由，就会有一万零一个劫在等着。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八回）
管金生乃上海一介豪人，曾被称为证券教父。如果不是管金生，如果把别人放在327事件管金生的位置上，十有八九也要变成管金生。也许各种条件促成了管金生的作为资本者的本能的发泄。本能应该受到大的指责吗？比如求生本能。
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，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，管金生以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暴躁起来。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？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，实在不能对一个正在坐监者不敬，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——比如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，粗气大喘，喉音低颤，两眼凶光，这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，包括它的主人。人家把这叫做“护食”。（《股爷您上坐》第八回）
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一张。坐，请坐，请上坐；茶，喝茶，喝好茶。我不知道该请谁来喝茶，不知道茶客是否满意，于是不敢数字化生存，不敢做正史，只好大话，只好化神奇为腐朽。
（《股爷您上坐——大华中国证券市场十年》王安著华艺出版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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